立法是行政执法的前提，但行政执法是立法的目的和落脚点。

除了在刑事司法、诽谤法、家庭法、劳工、刑事和民事程序中援引人的尊严之外，意大利法院对尊严最有意义的创造性解释体现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这也是一个关于人的尊严这一基本原则如何在胎儿知情权与妇女自由权之间权衡的问题。

法院发展了国家义务理论，将人的尊严适用至提供有价值的社会服务领域。[20] 南非宪法学家用美国一位著名诗人的诗句描述尊严的实际境况: 打算阅读某人关于何为尊严……，某人秀我一幅画，我禁不住大笑……，尊严从未被摄入……，有时我困惑何处找寻尊严。与原则相比，它有自身特定的规范内涵。虽然第38 条仅列举了可构成刑事犯罪的名誉权侵害，但任何一词可从文义上释出包括使用民事方法产生的对一般人格权的侵权。德国依据客观价值将人的尊严适用于普通法律领域。

其四，在消极的意义上，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尊严，使其不被侵犯; 在积极的意义上，政府须创造条件满足个体尊严的实现，并致力于个体人格的型塑与发展，使他或她成为他（她）自己。[2]法院在有关死刑的判决中，给予作为集体性质的尊严以重要地位。解放后，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孜孜不辍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审视社会主义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马克思主张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应该经过人民普选，每个人都能代表自己发言，就可实现其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就把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推到彻底，然后物极必反，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最终消亡，由此打开通向未来社会的一条道路。[16]也就是说，只有人权真正得到尊重与保障，政治人权真正得以上升为公民权成为实享权利，才可以实现公民权利组织化行使，将单个的公民权利整合为集团利益、社会公益，将分散的公民意志整合成团体意志、人民意志，并利用其组织的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产生影响力、支配力，表达其诉求，维护其利益。其实，我国大部分学者认同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前者是开放的，力求参与政治，参与国家，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意志，促使国家为公民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

公民社会的主体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希望表明和积极确定自己的存在是政治的存在。他将同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统称为民间社会，回避了市民社会这个在中国学术界易产生歧义的提法。

经过十余年的思考，通过八篇重要论文及专著《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集大成，他已形成体系化的、有特色的社会权力思想。公民社会与私人社会的联系是两者具有相同特征，即都有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性，都不是从属于国家的‘国家的社会，而是自主自治的‘自在社会。两种社会权力在外延上可能交叉，后者很可能异化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如权贵资产者集团、贪腐集团以及黑社会组织及其恶性权力，必须严加限制和取缔。

即政治人权被国家宪法、法律承认的那部分，即法定的政治权利就是公民权，未被法定化的那部分依旧以社会自在权利的形态存在，所以政治人权的涵义广于公民权。现阶段，人权开始走出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权利。[4]37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社会不同于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7]他站在多元化、社会化的角度理解权力现象，认为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

我国82宪法已经将一些政治人权确认为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当下的要务是将这些公民权落实为法律、法规，使之成为公民真正实际享有和能够无障碍地行使的权利。这些对我的思维方法的训练和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批判我的‘修正主义时，有人追究其根源竟认为是读资产阶级特别是黑格尔的书‘太入迷了。

被誉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站在时代前沿的一面思想旗帜、法治三老之一、白发青年、皓首赤子，学界公认最具有创新精神和战斗力的法学家郭道晖教授（下文简称郭教授），在2008年八十高龄之后，仍然笔耕不辍，出版了《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等重要论著，对宪政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且精辟的论断和见解。同时也是保障生存权的手段，是公民对抗国家专横权力干涉的主要手段。

私人权利必须服从国家，每一个人都有私人权利，在市民社会体现出来，但是遇到国家的时候，他必须为国家作出牺牲，这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是每个私人权利的内在目的。虽然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但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已逐渐呈现社会化、多元化态势。因此，革命权、民主自由权和人民的统治权是获得生存权的首要前提。公民权和公民的权利两个概念有差别。而集合行使（如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群体组织去集体行动，通过多数人发表集体声明、控告，形成社会舆论等等），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社会权力（6）《总纲》第二十七至三十二条所涉及到的内容则相对杂乱。

笔者认为，余下的四个条款放在《总纲》里不恰当，其中第二十七条关于国家机关与工作人员的规定调整到第三章的第一个条款（在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比较合适。国家共同体必须让他们获得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存在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条件。

1978年宪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31]它们虽然与基本权利规范与统治机构规范之间存在意义脉络上的紧密关联，但将之归入前两种规范类型，确实极为困难。

与此类似的是，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则规定，全国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韩大元教授曾敏锐地指出：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宪法文本中‘国家地位的实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功能。

德沃金将法律规范分为三种类型，即规则、原则和政策。参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1页。另见R. Baumlin, Staat, Recht und Geschichte(1961) S.17,24.[2] 许崇德：《现行宪法序言是旷世之作》，载于《法信网》，访问时间：2009年2月20日。也正因如此，公民才会通过法律信仰的方式向国家奉献出自己的政治忠诚……国家尊重人权与个人自由，公共权力以促进公民权利为指针，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自己的天职，是现代国家的道义性所在，也是现代法制的宗旨所在。

国家公权力存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这种看法符合现代宪法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的司法机关不仅在制度上不具有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权限，而且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社会信赖水平还比较低。

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注释:[1] [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页。

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页。

一方面，国家根本任务基于人类共存性的关系，所欲达成的乃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性利益（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国家目的不仅是为国家根本任务指明方向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时也是证明国家存在以及管理国家的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该条款以概括性规定的形式认可了国家根本任务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这是国家根本任务所确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规范性诉求的具体化与规范化。

然而，在我国的宪政框架内，我国行政机关也在一定层次与范围内分享立法权限。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但是由于它往往是被压迫民族在特殊历史境遇下提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又是可以理解的。从宏观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在实践国家根本任务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以及制度基础，这是目前自由主义宪政思想所戒备的积极国家与能动政府（非全能政府）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问题不在于是否规定，而在于如何规定才能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协调起来。就内在逻辑脉络而言，诚如许崇德教授所言，第十段、第十一段和第十二段都是作为实现国家总任务的三个必要的保证条件来设置的。